播音员：在茫茫人海中，我是不幸的，又是幸运者。不幸的是我家四代人遭受中共恶党的迫害，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被恶党摧残致死；我的父亲被害早亡；我本人被中共恶警酷刑致残；我的孩子被非法劳教。幸运的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体健康，内心祥和。

右派帽子带给全家人的苦难

我出生于1954年，家住云南省昆明市，父亲是机关干部。1957年我2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那时他才29岁，为此父亲曾两次被送去劳动教养。

听母亲讲，父亲第一次被带走时很凄惨，那天突然闯进家里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把我父亲拽走了，母亲当时正抱着我，她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在慌乱之中，她急忙找出父亲的几件衣服，又拿出几块钱，追出去想让父亲带着。等出门一看，人已走远了。

当时我家门前有一条很深的大沟，想跨过沟得从东边绕着走，母亲一看绕着走追不上，情急之中她顾不得身孕跳进沟里，然后爬到沟的对面，这样从近路追上了他们。她哀求那几个人说：“求求你们把这几件衣服和这几元钱给他带上吧。”

然而，母亲的哀求却被无情地拒绝了。母亲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哭了一阵子没办法只好回家。到家后看见邻居正抱着我，母亲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放声痛哭。

父亲被劳改后，母亲由于在当地无依无靠，就领着幼小的我到河北省承德市我的外公家过活。为了生计，母亲找了一份工作。

5年后才见到被革职的爸爸

我长到7岁，看到同龄的孩子们都生活在父母身边，自己却从未见过父亲。问了两次母亲：爸爸在哪？母亲只说在很远的地方。我又去问姥姥：“我爸爸长得什么模样？”姥姥告诉我说：“长得大个儿，很瘦。”

我7岁时，突然有一天，我和弟弟正在院里和泥玩，进来一个高个儿男人，穿着旧衣烂衫，他问我们的名字，弟弟见是生人，吓得赶紧跑到屋里去。得知我的名字后，这个男人又问：“你姥姥在家吗？”我说：“在。”也赶紧进屋喊姥姥，姥姥急忙出门，与高个儿男人对视之后，两人顿时泪流满面。

姥姥把他让进屋，让我和弟弟叫他爸爸，还解释说：“你爸爸出门回来了。”因为陌生，当时我俩谁也没敢叫，我虽然没敢叫，但心里知道这就是父亲了，就端出一盘炒熟的黄豆招待他。当时我的父亲很尴尬，由于他身无分文，没有见面礼给我们，只是拉着我俩的手不停地哭。

到了晚上母亲下班回来了，父亲看见她伸出手来要与她握手，母亲看见父亲后悲喜交加，扭头跑到另一个屋哭去了。当时我不太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哭，现在回想起来，那眼泪里包含着多少心酸苦辣。后来得知父亲被开除了公职，我们一家被下放到辽宁省锦州郊区农村。母亲为了一家人团聚，辞去了承德市的工作，随父亲来到锦州农村。

爸爸又被扣上反革命帽子

这时父亲又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从那时起我和弟弟就成了狗崽子，每天生活在歧视中。那时冬天学校室内生炉子，同学们用烧红的炉钩子烧弟弟的棉衣，还烧他的脸，并且还说：“看你狗崽子老不老实。”

从那以后挨打成了家常便饭，母亲心疼得常常暗自落泪，可也没办法。

看到我和弟弟备受欺凌，父亲的心都要碎了，他与母亲商量：“为了孩子，咱们离婚吧！两个孩子都归你，少受牵连，别让他们当狗崽子了。”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母亲这样回答说：“你劳改好几年我都带孩子等你了，以后就是再难我们一家人也得在一起，不能撇下你一个人。”正是母亲的这番话，坚定了我堂堂正正做人的信念，我觉的我的母亲很伟大。

两代人被专政，爷爷含冤离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又在劫难逃。因为我爷爷四清时给定了地主成分，被扫地出门，全部家产统统分给了贫下中农，文革中自然就成了专政的对象。70多岁的爷爷每天在生产队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晚上他和父亲等几个被专政对象在台上挨贫下中农的批斗，批斗过程中还不时地喊口号，什么：“紧跟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被批斗的几个人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早上疼得起不来炕，“贫宣队”干部就说他们不好好接受改造。后来爷爷被折磨得含冤死去，火化之后火葬场知道爷爷是地主，不卖给我们骨灰盒，只卖给我们一个小坛子，这是火葬厂专门给“黑五类”和“反革命”准备的。

耄耋老人劳郁成疾，含冤离世；无辜父亲屡遭摧残，险些丧命

住在承德市的外公在中共建政前自己有工厂，中共建政后被迫全部交公。文革时，快80岁的老人，每天挨批斗，批斗完就被逼着去工厂洗油布，后来病倒了。母亲得知消息后，带着弟弟去照料外公，当地造反派不顾外公死活，天天逼着他去洗油布，母亲和弟弟只好替外公去干活。

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在村里工作队的监视下每天吃饭前都得在我家院子里的毛××像前请罪，一群人围着他喊：“打倒反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那几年，几乎每天晚上父亲都被拉去批斗。有时我自己在家里害怕，就去批斗会场看父亲，去了更害怕，只见七八个人在台上，跪在几寸宽的长凳上，造反派们有的拿着皮鞭、皮带抽；有的拳打脚踢，一会儿就把他们打到了台下，然后再命令他们爬上来，再跪在长凳上，他们的脸被打得像猪头一样肿胀。被专政的这几个人有时白天还被迫戴着纸糊的大高帽子游街。有一天开批斗会时，造反派把我父亲打得趴在台上起不来了，一个姓田的干部叫道：“干脆给他踢下台去，打死得了，省心！”这时我家对门的张爷爷劝阻说：“把他打死，他家四口人谁养活？”这样，我父亲才免于一死。

一天晚上11点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哭着又去看他，只见被批斗的李叔叔被吊了起来，然后让他的儿子打他，他儿子不忍心，但还是打了，又让他小女儿说他父亲如何反党，女孩说：“我爸爸没有反党，只是在家里供祖宗的灵位。”

然后他父亲又被毒打一顿。我见了吓得跑回了家。刚到家不一会儿，几个人架着我父亲回来了，进屋后使劲儿一推，父亲便被狠狠地推倒在地上，没有了知觉，我吓得使劲地哭喊：“爸爸，你别死啊，我害怕啊！”

那时多盼望能有人看我们爷俩儿一眼啊，帮我们一下啊。我还小，才13岁啊，可是谁敢啊，都是“亲不亲线上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第二天我向张爷爷借了一块钱，买了饼干泡水喂父亲，这时我发现那天晚上父亲被打掉了三颗牙。

我开始想母亲，盼望母亲和弟弟早点回来，我记得母亲临走时走过的小路，就天天跑到小路口盼母亲，真是望眼欲穿呵！后来外公终于被折磨成疾，得了癌症，不久含冤而死。母亲和弟弟料理完外公的丧事后回到了锦州。

被当作“狗崽子”的悲惨童年

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惧中，我上火肿痄腮，肿得很厉害，比馒头还大，走路时得用手托着，一咳嗽都疼。父亲向生产队请假，想带我去看病，生产队负责人不但不给假反而说：“狗崽子死了省心。”

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父亲只好领着我去请假，他们一看我病得实在严重，就同意了。到了公社医院，医生说得用刀切个小口，把脓和血放出去，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狗崽子，不给打麻药就动刀，把我疼得大声地哭，父亲按着我不让我动，也忍不住地哭了。

那时我上小学，工作队几乎天天找我，让我揭发父亲。说：“亲不亲线上分，出身不能选，路线可以选。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和你父亲划清界限。”

他们还问我：“你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革命言论？说出来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告诉他们说：“我父亲只告诉我要好好学习，没有反革命言论。”

就这样学校停了我三个月的课。

父亲被中共的残忍逼到了绝路口

大约是在1967年的夏天，李叔叔由于受不了长期批斗折磨，再加上女儿在造反派的诱骗下和他划清了界限，他痛苦地喝白矾自杀了。那时造反派们整天找李叔的女儿谈话，让她站到所谓的无产阶级一边，还说：只有听党的话才能走上光明的大道，才能有美好的前途。

我生怕失去父亲，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李叔叔死后不久的一天，爸爸磨了一袋子高粱米，又磨了一袋子玉米面，还嘱咐我：天太热时要把粮食袋子口敞开，免得粮食发霉生虫子。

一天，我半夜醒来突然发现父亲不见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拼命的往河套方向跑，也顾不上路黑害怕，一口气跑到小树林，只见父亲正要拿绳子上吊，我拼命跑上去，抱住父亲哭着说：“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啊！”

父亲一脚把我踢开说：“你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

我爬起来又抱住父亲的腿说：“爸爸，明天再开批斗会，我让他们打我，我替你挨打，爸爸我害怕，我要回家！”

由于我喊声很大，父亲害怕了，若让生产队知道这是畏罪自杀，还得罪上加罪。同时在我的哀求下，父亲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带着我回了家。这时我才明白那两袋子粮食是父亲为我准备的。那时父亲是为了我坚持活着，每天继续挨打、挨批斗。

那阵子，我时常看到被专政的人自杀的惨状：有的手触高压电电死的；有的自己躺在白菜地里，用刀将喉咙切开；有喝药死的；有上吊死的……。真是恐怖至极啊！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常常仰望天空，问苍天：“老天爷，这是怎么了？”

父亲在人不如猪的日子里煎熬着

1967年7月的一天，宣传队干部在我家窗前挖了一个长坑，里面放了5、6桶大粪，弄的我家满屋都是苍蝇，他们说这是反革命分子应得的。

大约在1968年冬季的三九天里，气温平均在零下二、三十度，生产队的几头母猪要下崽了，队干部白天让我父亲下地干活，晚上命令他与这几头母猪住在一个破屋里面守候它们。有一天，父亲自言自语地说：“晚上十点以后我太冷、太饿了”。我听了后决定晚上去给父亲送点饭。

那天晚上下着大雪，我烙了几个玉米面大饼子，用毛巾包上2个，放在胸口上，双手捂着胸口小跑2、3里路到了父亲那里。一进破屋，只见房子没有窗户，大雪从外面被风吹进来落在地上。几个母猪偎缩在草里鼾睡歇息，可是父亲却被冻得抱着双臂在地上走来走去。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从胸口里取出已经凉了的大饼子送到父亲嘴里……

那几年造反派每隔几个晚上就到家里来查户口，看看有没有外来人，弄得我们睡觉也带着恐惧。

一人被专政，全家人生活更凄惨

那时我家5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力，非常贫困，每逢年节生产队都借给每户贫下中农20元钱，被专政的人家不准去借。我家穷得没吃没穿，我直到20岁才穿上裤头。有一次抄家，造反派要抢走我母亲的一条裤子，他们说：“这条裤子的布料抖擞，只有资产阶级小姐才穿这样的裤子。”这时母亲被逼急了，说道：“我只有这一条换洗的裤子，你们拿走了我就得光屁股。”这样裤子才没被抢走。

与我父亲一同被批斗的还有一个姓宋的老太太，老人身材瘦小，而且是小脚。她无儿无女，因为出身不好白天被逼出工干活，晚上照样挨批斗。后来她被摧残得起不来了，无人照看她。有一天邻居发现她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咽的气。

抹不掉的痛苦记忆

1980年，中共给我父亲平了反，局外人觉的中共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可是这些年的苦难怎能两个“平反”二字就能抹去？日日夜夜的折磨，年积月累的恐惧使我父亲的身体早就被拖垮了，他患了胃癌，勉强活到1985年，才62岁。他一生中半辈子都是在中共暴政的迫害中度过的。

父亲在晚年时有一次提到了他在昆明劳改所的经历。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被迫到山上去背煤，每人一个大个儿的竹背篓，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的山路，天黑才到住地。回来时一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管教让我父亲一人回去找，父亲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周围漆黑，他又不敢喊，就硬着头皮找，走着走着他突然被绊倒了，一看正是掉队的那个人，这人已经咽气了，可那篓煤还压在他的后背上。

他还提到，在劳改所里被管制的人都吃不饱饭，一个大学刚毕业就被打成右派的小伙子，饭量很大，每日都饿得发慌。有一天半夜他实在饿得睡不着觉了，就扒下枕头套到厨房的大锅里偷了半袋子饭吃了。

第二天早上劳改所发现饭少了，就开始搜查，这个大学生怕查不出来连累大家，就主动承认了。结果从那天起大会小会批斗他，他实在忍受不了折磨，就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剁掉了。因为这个事儿，他的未婚妻与他断绝了关系。这个小伙子才华横溢，大家都在暗地里为他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