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隨著人權圣火于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在希腊點燃，并開始在歐洲各國傳遞，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之際，筆者日前采訪了“人權圣火”的發起組織“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北美分團的成員，加拿大自由党國會議員博瑞·瑞茲紐科斯基。瑞茲紐科斯基正在致力于一項与活體摘取器官有關的立法。

播音員：瑞茲紐科斯基表示，作為加拿大的國會議員，他和其他有良知的人一樣，都在通過各自的努力，來阻止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我正致力于起草一項法律。一旦通過，希望能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典范。我很樂觀這項法律能夠通過。這項法律能夠阻止從非自愿者身上取得器官進行交易。該法律涉及很全面的內容。一旦國會复會，我就會提出這項法律。”

博瑞·瑞茲紐科斯基指出中共絕對沒有實現申奧時關于改善人權的承諾。他認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有很多的人權問題，而其中最恐怖的就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瑞茲紐科斯基認為為了奧運會，中共當局可以建造現代化的村落，但是這個世界不會被它所愚弄。有大量的證据來自中國。要知道沒有任何一個集權政府能夠封閉所有的信息。“如果（中共）他們認為能夠壓制真相的傳播，他們就是大錯特錯了。”

他認為任何人讀了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的調查報告都會動容，中共所為可以說是納粹暴行的翻版。任何一個理性的政府面對這樣嚴重的指控都會想盡辦法澄清。如果沒有發生這樣的暴行，中共當局完全可以歡迎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到中國調查，以證明他們的報告是錯誤的。“可是中共阻止這樣的調查，這反過來其實加強了報告的結論。”

瑞茲紐科斯認為共產主義的集權意識形態在世界范圍內被證明是徹底失敗的。這樣的意識形態導致中共在毛的時代，許許多多的無辜生命被殘殺。其次是前蘇聯的斯大林。第三個集權主義則是法西斯。這些意識形態都遭到歷史的否定。“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中共當局最高層的同意，怎么可能發生如此巨大數量的活體摘取器官案例。”

瑞茲紐科斯基希望象征著人類尊嚴的人權圣火能在全球傳遞，并能和奧運火炬一同抵達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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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輪大法在比利時受歡迎

主持人：無論是從歷史上還是地理上，比利時都可稱為是歐洲的樞紐。首都布魯塞爾是歐盟總部和北約總部及九百多個重要國際机构的所在地，被稱為是歐洲的心臟。

在二零零七年七月，比利時暢銷雜志《美好生活》刊登了一篇文章《法輪大法，在中國被禁止，在比利時大受歡迎》，文章以對比的手法報導了法輪功在比利時當地頗受歡迎，卻在中國遭到中共的迫害，并介紹了法輪大法的功理、功法以及學煉途徑。

那么法輪功又是如何走進比利時的呢？比利時的第一位法輪功學員育紅女士告訴我們：

「我是一九九六年九月份來到比利時的，我是在中國國內開始修煉法輪功的。隨著我自己的不斷學法和煉功，我就覺的這個法非常非常的珍貴，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想讓更多的人也能有机會了解大法，也能夠有机會修煉。所以開始呢，只是在周圍朋友當中跟他們說，或者他們感興趣就教他們煉，后來呢，覺的應該讓更多人知道，于是在比利時最大的華人報紙刊登廣告，登了很多期。當時我想讓更多的華人知道，后來覺的應該讓西方人也有机會了解大法。所以在學校等一些公共場合貼了一些很簡單的介紹。」

主持人：法輪功是中國傳統的修煉方法，那些金發藍眼的西方人又是如何開始接受，并修煉法輪功的呢？

「在最開始洪法的過程中，一般就是找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也接触了一些練瑜伽的、練太極拳的，因為我想，對他們來說，至少對中國文化，中國的气功啊，包括太極拳啊，比較感興趣的。當時組織了一批練太極拳的，大概三十個人左右，讓他們看大法的錄像，教他們煉法輪功，因為學煉法輪功是免費的，我們利用周末和晚上的業余時間去教這些人。當時，有一個專門賣中國書的中文書店，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大法，我就把大法的書和磁帶放在那里，給別人提供一個了解的机會，傳單也放在那儿，那個地方也經常會組織中國文化的介紹，一些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人就會去，去了呢，看到對法輪功的介紹，有的人就感興趣，就會給我們打電話，就會邀請我們教功，很多人就學了，很多人就煉法輪功了。」

主持人：那么這些登廣告、租煉功點場地的錢又是怎么來的呢？育紅女士談道：

「開始，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在比利時，這個錢是我自己出的，這錢是我個人的積蓄，包括一些買書的錢（也是我自己出），當時我有這個條件，只是覺的這個法這么好，能讓更多的人能了解大法，能走入修煉，只是這樣一個想法，并沒想我為這個去登廣告、去租場地，要花錢什么的，當時确實沒這么想。后來學員多了，有能力的學員，比如說，這次他愿意去租這個場地，為大家提供一個可以自由修煉的環境，就把租場地的費用付了。」

主持人：很多比利時西方學員在一開始的時候在身體上感受到了煉法輪功和他們以前練的功法的不同，所以很愿意煉功。但是法輪功不僅僅是煉五套功法，更重要的是從心性上按照「真善忍」去修煉自己。因此比利時的法輪功學員舉辦了多次「九天講法錄像班」，大家一起觀看有英語同聲翻譯的李洪志先生的九天講法錄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明白修心的重要，也從中得到了很大的收益。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中共通過誣蔑、開除、抄家、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等种种手段迫害法輪功，并炮制各种謊言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甚至將謊言散布到國外。育紅回憶說：

「我可以說一個我個人的經歷，九九年之前，我們會去參加一些很大的展覽會，或者其它的活動，教比利時的民眾煉法輪功。我記的很清楚的，九八年的時候，我們在一個很大的展覽會上租了一個展位，向比利時民眾介紹法輪功，中使館的人員也來了，（我們）也和他們說了法輪功，他們也覺的挺好，甚至邀請我去使館，教使館的人員煉法輪功，這是九九年迫害之前。當時使館确實有工作人員在煉的，他們也會來參加我們星期天在戶外的集體煉功啊，平時每個星期的集體學法，這個都是公開的。一九九九年迫害以后，他們就變了。而很多西方學員也不太理解，就是覺的這么好的對身心都有益的功法，怎么會被一個國家用整個國家的統治机器來打壓，我們就更多的向比利時的政府机构，比利時政府，比利時議會，去跟他們講真相，告訴他們法輪功是什么，（中共）這個迫害是不對的。」

主持人：很多了解了真相的議員們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幫助制止這場迫害。有的給中共使館寫信，要求中共當局停止迫害法輪功，有的要求歐盟采取措施，幫助制止迫害，有的幫助法輪功學員在歐洲議會舉辦法輪功真相圖片展，讓更多的議員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迫害。

同時法輪功學員也通過在街上設立信息攤位，向路人發送真相材料，用真人模擬演示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酷刑折磨等形式向比利時的民眾講真相。有不少比利時人是在迫害開始后修煉法輪功的。

菲利浦是在二零零二年初在一家健康用品商店看到法輪功的簡介的，按照簡介上面的聯系地址他找到了法輪功學員。

「在一開始的時候，當他們教我功法，我覺的這五套功法太好了。隨后他們向我介紹了兩本書《法輪功》和《轉法輪》，這些書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從書中）我找到了很多讓我困惑很久的問題的答案。」在修煉法輪功后，菲利浦覺的自己的身心都有所改變。「比如說，在我修煉法輪大法前，我每年必定要去看醫生三、四次，但是修煉后這五年來，我（身體很健康）從未去過醫生那儿，這是身體方面的。很多的在心理上，我找到了更多平衡，我變的平靜、确信，我的思維更清晰。」

主持人：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一樣，菲利浦也參加了很多向民眾講法輪功真相、呼吁制止迫害的活動。菲利浦說，「因為我自己在身心上受益很多，我也想給其他人這樣的机會能夠知道法輪大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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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陽市法輪功學員李效元被迫害致死　四親人离世

播音員：中秋將至，八年來，這個團圓的節日對沈陽市李效元的家人來說，只有淚水和痛苦的追憶。四年前，四十六歲的李效元因不放棄對法輪大法“真、善、忍”的信仰﹐被遼宁關山勞動教養院迫害致死；李效元去世前的四年，基本上是在被中共政府人員的反复抓捕、關押和酷刑洗腦中度過的。在李效元遭非法監禁期間，他的四位親人在中共的迫害壓力下相繼去世。

李效元原是沈飛第一模具厂的优秀技工，很受同事尊敬。修煉法輪大法后，“真、善、忍”的法理和五套功法使李效元很快獲得了健康的身體和更加廣闊、無私的心胸。

一九九九年七月，李效元和眾多法輪功學員一樣，自發走上了北京上訪之路。然而上訪無門卻招來中共的殘酷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月，李效元在北京被綁架回沈陽，先后被投入當地洗腦班和教養院迫害。二零零二年農歷新年前，李效元第三次被綁架，再度被關進沈陽張士教養院。為逼迫他放棄信仰，教養院警察長期不許他睡覺、扒光他的衣服、吊挂在鐵門上用電棍電擊、毒打、在冰凍室對他反复冷凍折磨。因他一直不妥協，最后警察把他和犯人關在一起，強制他做高強度的奴工。

据和李效元同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回憶：“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李效元和王進民、張振武等法輪功學員抵制教養院的非人迫害，拒穿囚服、拒絕奴工勞動。張士教養院院長程殿坤下令成立‘迫害小組’，由大隊長楊樹負責，又挑選十來名犯人打手，在四大隊的‘四零一 ’室架強光燈、設刑訊室，揚言：不管誰進了‘四零一’，不死也得扒層皮。李效元被警察楊樹和一幫犯人用十二万伏電棍電擊，并遭毒打、不讓睡覺，連續折磨四天。李效元被打得遍體鱗傷、全身腫脹，無法獨立行走，上廁所得坐在特制的椅子上。”

張士教養院一直無法使李效元放棄信仰。二零零二年五、六月間，李效元被張士教養院秘密轉押到遼宁關山教養院，李效元于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九日在那里被迫害致死。

播音員：關山教養院以打人野蠻、消息封閉而在遼宁勞教所中聞名。在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殺”的迫害政策下，省內一些勞教所也把堅持信仰的男性法輪功學員送到此處折磨。

關山教養院對積極參与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犯人給予減期獎勵。有的警察特意告訴犯人：如果看到毆打法輪功學員，要上去幫著打。負責管理“小號”的警察余力經常晚上喝的醉醺醺對負責看管的犯人說：“收拾他，出了事我扛著。”

一個花三万元錢買通從那里出來的犯人說：“那里就是人間地獄，警察把電警棍、手銬給我們，讓我們收拾誰就收拾誰。”

李效元被迫害致死前，關山教養院的迫害開始加劇。二零零三年七月，負責關押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七大隊購進了新型脈沖電棍；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六日，大連法輪功學員朱曉非因為拒穿勞教服，被警察電擊全身、關進小號；十八日，朱曉非寫不穿勞教服的聲明，被惡警中隊長吳占軍和犯人先后毒打一天一夜致休克、血壓全無，被送醫院搶救；李效元被迫害致死的前几天，一名鐵岭法輪功學員被警察高啟龍指使犯人毒打致重傷。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初，李效元被從關山教養院二中隊的監室調离，几天后的十一月九日，傳來李效元的死訊。

記者曾就此事致電關山教養院，一男子說要記者親自過去一趟，就挂斷電話。沈陽市一派出所的警察證實了李效元已死亡。另有知情者證明，李效元的兩腿和腹部等多處受傷。

李效元平時對母親十分孝順。九九年十月李效元在北京上訪被抓、被非法勞教期間，李效元的老母親想見儿子無法實現，思儿心切，病情日益嚴重，最后在“效元”、“效元”的呼喚聲中凄慘离世。

李效元的岳父、岳母也曾修煉過法輪功并親身受益，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輪功后，兩位老人中共的干擾和壓力下，不敢再煉，在長期的精神壓抑和對女婿的挂念中，于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相繼去世。

李效元的大舅哥因親人一個個离去，悲憤過度，在失去母親三天后与世長辭。李效元的妻子失業，帶著儿子艱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