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五日，澳洲法轮功学员状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罗干及六一零办公室一案在纽省高等法院开庭。

就此案，中共采用各种手段企图干预澳洲司法公正，提出所谓豁免权的问题。原告律师向法庭陈述，因为江泽民等被告所犯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不能被豁免。法官认真听取了原告律师的陈述，庭议结束后，法官表示将尽快对此案作出判决。

播音员:纽省法轮大法学会会长露西表示，中共极尽所能想撤销此案，向澳洲司法界施压。提出所谓豁免权的问题，她认为人权恶棍不应该享有外交豁免权，将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告上法庭意义深远。

她说：“不管最后的判决结果怎么样，在民主国家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送上法庭本身就是给正在中国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的罪犯一个警示、震慑和警告作用。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江泽民和其他迫害法轮功的罪犯都将被绳之以法。”

此案原告章翠英是澳洲公民，自从中共打压法轮功后，她要为法轮功说公道话，放弃澳洲舒适生活，回到中国大陆上访，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了八个多月，期间受尽折磨，几乎被迫害致死。后来，在澳洲政府的营救下，返回澳洲，并在四年前开始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将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及六一零办公室告上澳洲纽省高等法院。法轮功学员章翠英表示，四年来中共极尽所能企图撤销此案，但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中共的每一次干扰，都是曝光它们的罪行。尽管前面的道路还很曲折，但是她对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过。这项指控，是为了制止中共的暴行，让大家共同维护及重塑人性尊严，道德和正义。

诉江案法轮功法律诉讼小组的玲达女士表示，很多当地民众签名支持诉江案。短短的两周时间，有六千多人签名。有从高院出来的法官、大律师也有附近的政府工作人员，甚至附近一位部门经理，不但自己签名还跟法轮功学员要了一些签名表，表示自己公司有四十多名员工，他要让他们每个人都签名来支持法轮功寻求正义。

有签名者表示自己是人权律师，愿意为法轮功学员这个案子提供帮助；还有签名者表示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找比自己级别更高的律师帮助这个案子。还有不少路人告诉法轮功学员自己已经写信给外交部和律政部，并且得到回应。很多的民众表示不应该给人权罪犯江氏以豁免权，应该将其送上法庭接受制裁。反映出世界人民的正义之声。

法庭外边，在伊丽莎白女皇广场上，法轮功学员拉起了大而醒目的横幅、“大审判”、“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罗干、610办公室”以及“维护澳洲司法独立不受中共干扰” 等，横幅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显的格外壮丽和肃穆。
法轮功学员在女皇广场上静静的炼功、打坐、发正念，祥和宁静的场面，吸引了来来往往的行人的目光。

法轮功学员杨女士告诉记者，说她每天风雨无阻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在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希望善良的澳洲民众能够和我们站在一起，帮助早日结束这场迫害。

目前，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全球十五个国家被起诉，被控以“反人类罪”、“酷刑罪”等，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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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授脱离中共控制 揭露迫害真相

主持人：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须寅一家三口脱离中共封锁，成功赴美，并于当天下午抵达芝加哥，受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多位原清华大学同事、朋友们的热情欢迎。中秋节之际，须寅在海外接受采访，道出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遭抓捕，关押在团河劳教所期间的遭遇，并表示要让自己的学生和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共的铁幕后面掩盖的真实情况。

教书育人：全系三十六个“笑脸”，须寅得了十一个

播音员:和须寅教授谈话，不难感受到他对教书育人这个行业的热爱，一九九五年在清华土木工程系研究土木结构工程中的力学课题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书育才至今十三年。

在刚开始教书时，承担着两门课程的教学，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和一个本科毕业年级的级主任的工作让须寅教授本人也是在超负荷运转，算下来半年的时间干了一年半的工作量，连他的导师都看不过去，更何况须寅全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没有住房，孩子刚刚出生等等因素让这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特别的累，工作压力大，神经衰弱，每晚很难入睡；直到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接触到了法轮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天就看完了《转法轮》一书，天黑都不知道开灯，看完后什么都明白了。那叫一个轻松啊，倒头就睡着了，从此再没有失眠过。”

修炼法轮功后，须寅教授觉的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高，身心健康，因其在本职工作中的优异表现，数次获得清华大学校系先进工作者、多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等荣誉，在多个学期结束后的学生给予的评估中获全系最高分，有的学生在评语中写道：“须寅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还在教学综合评估中总分连续几个学期获得全校的前5%。在清华大学，每当一个老师的课程评估的项目获得本校的前20%后，可得到一个“笑脸”

作为鼓励，有一个学期结束后，土木工程系三十几个上课的教师共获得了三十六个笑脸，而须寅教授一个人就得了十一个，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被同事们称为不折不扣的教学“得分手”。

风云突变　坚守岗位心不动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非法打压法轮功后，这个兢兢业业的教授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组织：校六一零办公室。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各个院系退休的党委书记组成，再加上本系的党委书记，天天轮番的都是中共的宣传，还莫名的给了须寅教授一个“工会体育委员”的头衔，不时的以开会为由看管着他。

采访中他表示：“法轮功教我在哪个环境都要做好人，我就好好工作，上课，我的工作业绩越来越好，是系里的骨干教师，系领导看我心态平静，同事和其他导师对我的评价都很高，也就默许我炼，学生们也都知道我在炼法轮功，很多人暗地里也很关心我，担心我被打压。”

突陷囹圄　遭劳教牵连无辜家人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早上，象往常一样，送走女儿上学后，须寅本打算开始准备出全国研究生考卷，突然，二十几个海淀公安分局的中共警察突然闯开未锁的防盗门，进行搜查。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证件就翻箱倒柜，翻出法轮功的书籍；然后，竟拿出空白的“讯问令”和“搜查令”，当场填写，并以此将须寅教授和妻子拘捕。

在派出所被关押一天后，经须教授据理力争，以孩子无人照顾为由，他妻子被放回家，而他本人却被法关进海淀看守所，第二天被“国家安全保卫处”的人提审。因须寅教授曾义务担任清华大学炼功辅导站的副站长，被认为是重中之重的人物，国保处的人曾扬言：放谁也不能放须寅。须寅教授本人因而被劳教两年。

后来，有的警察就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抓人是有指标的，抓刑事犯有危险，抓法轮功没有任何危险，还有奖金。”“我们现在抓人也是为两年后的奥运做准备，就是要营造这种气氛，你就是在奥运会之前被放出来，你也不敢动。”
须寅教授说：“这不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吗？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个，说抓就抓，给被抓人的家庭、工作带来什么影响了吗？我们在北京没有亲戚，我妻子担负着全部的家庭负担，还要为我的生命安全担忧，并为我被早日获释操碎了心，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我的女儿还不到十四岁，以她的优秀成绩考入本校高中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的突然被捕，给了她很大的心理压力，考试失利，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爸爸被抓，怕别人误会她爸爸是坏人。”“我的父母后来到北京帮助照看家里，我的父亲已经快八十岁了，父母又要为我的事情奔走，父亲的病情更加严重，后来需要动手术，又不敢告诉被关押的我，全家人的压力可想而知。”

坚修大法　堂堂正正走出劳教所

播音员: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日，须寅教授被非法关押在了团河劳教所，其中八个月被隔离在“小号”，只许1/3的坐在一个三十厘米高的小凳子上，一整天面壁不许动，不许闭眼睛，因为坐的受力面积小，时间一长就疼痛难忍，同时，隔三差五的找他谈话，用这种办法精神和肉体上煎熬须寅教授，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不许和任何人哪怕是眼光的接触，以防止任何的鼓励，欲以此达到让他精神崩溃，最后放弃修炼。

在劳教所与家人通信受到严格限制，有劳教所认为不合适的内容就扣押了。家属的来信都全被先查看，并用家里的来信作为诱惑。

须寅教授回忆说：“当时父亲有病，他们就拿着信说家里有事，想不想打电话问问啊？我当然想打电话问问了。他们就说，你只要写‘保证书’，电话随便打。在那个时候，这真是个诱惑。但我知道，那种不炼功的保证只是第一步，写了保证就得写‘揭批材料’，就是骂法轮功啊，最后每一到两个月还得进行什么考核，关于法轮功的选择题，合格后才能减期，这就是所谓的‘学习程序’。”

“我就是不走这个程序，就是不想配合，因为我是重点对象，警察还暗中指使‘包夹’折磨我。‘包夹’就是被关押的看管法轮功的普通犯人，在劳教所里，一点点恩惠就是极大的诱惑，包夹也不例外，所以警察的指使他们就会变本加厉的对待我们。我当着警察的面就直接指出‘包夹’对我干的所有坏事就是警察干的。”

“后来，他们逼迫我单独看录像，一些邪悟人的话。看完后我说，‘他们根本不是法轮功，我是法轮功，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然后我就讲真相；后来，一看录像，我就取笑录像里播放的内容，警察很沮丧：完了，又白看了。后来就不再让我看了。

“警察诬蔑法轮功，对我说：一个‘法轮功’在河上摆上纸莲花，然后从纸莲花上走过，走到河中心时掉水里淹死了。我说这是假的，那纸莲花踩第一个时就落水了，怎么可能等到河中心？”

“‘揭露伪科学’的录像片，是警察用来给我们洗脑的东西，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迫看了不止一次。当我看时，我发现那个片子是试图用魔术师的变戏法来证明特异功能是假的。我对警察说，魔术师变戏法前提就是假的，怎么能用假的东西来证明真的特异功能是假的呢？后来，劳教所也没有再放这个片子了。”

“在和转化我的警察们交锋时，我尽量用他们能明白的话讲，特别我是个学理工科的教师，我用严密的科学思维逻辑与警察那种的中共流氓式的政治逻辑抗衡，我从自然科学角度给他们证明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他们无法推翻我用的自然科学逻辑，警察也觉得我是个思维理智的人。和他们一谈就是很长时间，我通过问问题的方式牵制着他们的思维。就这样一个自称‘全国转化水平最高’的警察也认输了，用他的话讲：我们这里的警察没有一个能说服你，我们这里的录像和书对你根本没有用。再后来他们谁也不愿和我谈话了。”

“再后来就没有人愿‘转化’和‘教育’我了，我还相对自由些，就这样警察也希望我赶紧走，别给他们添麻烦。劳教所后来在我到期被释放时，警察对前来接我的学校院系领导说：‘和没进劳教所一样，回去还得看紧’。”

重获自由　海外揭露迫害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须寅教授被释放出来后，清华大学强迫其再写认错和不炼功的声明，否则不续签教书合同。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大学教授只好放弃了为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权利，携全家妻小来到美国，重获自由。

须寅教授在其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爱我的工作岗位，我爱我的学生，我爱我的亲人。我不愿离弃生我养我的那片中华大地，我不愿离开我熟悉的课堂和学生期待的目光。但是在信仰与利益相互矛盾时，我要为我的学生做出示范：我为讲真话，为揭露中共的迫害，为了唤醒被中共邪恶谎言迷惑的民众，我只能放弃我所热爱的一切，离开中国，到我能讲真话的地方表达心声。

我要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的学生和全世界的人：中共有罪。并尽快把我的遭遇向全世界人民公布，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共的铁幕后面掩盖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