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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回不去的“我的家”

发表日期: 202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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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记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魔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这一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


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呆哆呆地呆”这样的男女合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在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快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

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于宙。在一月二十六日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十点钟,于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使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

于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于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一九九五年开始学的。于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于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动,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于宙的妻子许那,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手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

于宙一米八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那挽着于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二零零八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零八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于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于宙夫妻俩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

于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哪。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于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于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而许那也是长春出生的道地老乡。于宙与许那相识、相恋了。

多才多艺的于宙为人幽默,人缘儿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于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

许那喜爱画画,于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那,许那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三十岁,风华正茂的于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

随着修炼,于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鼓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于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的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

而妻子许那也在修炼中明确的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一九九七年,她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一九九八年她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她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原野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的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那的艺术天赋,但是许那总是很认真的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的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

那时,于宙、许那小俩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

于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于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一千多元生活费里挤出八百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于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于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功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那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于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

一九九九年八月,于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炼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的挺了过来,十五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那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五年。

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的隔断了。

在监狱外头,于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的忘记自我,依然努力的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于宙一个人默默的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那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

许那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那睡四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

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那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那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她。

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那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那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那一半。而许那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

逐渐的人们从许那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那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那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那。于是许那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那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那,哭着为她送别。

许那是瘦弱的,但是许那也是强大的。

许那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二零零二年底,监狱决定对许那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那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那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让她把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她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

而讽刺的是,紧接着在二零零三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那被四、五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

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炼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忍”。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可是,如果让许那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那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

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那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地并没有达成,许那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

许那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间”。监狱的这些“单间”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那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

有一天,许那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那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她对着打手呵斥到:“不许打人!”紧接着许那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小时后,许那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

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者,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那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

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那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的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那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那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那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

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那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那。在许那身边后,受到了许那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她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

听众朋友,许那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都不仅是表面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

二零零六年年底,许那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于宙依然是默默的,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于宙和许那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的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

这位朋友说,许那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于宙一直温和的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那:你有多大了?许那笑着说:三十八岁。朋友又指着于宙问:他呢?许那答:四十二。这时,于宙认真的盯着许那说:我比你大两岁,你三十八我就该四十二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

这位朋友知道许那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那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于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那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那和她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那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那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那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于宙对许那说:你被关的五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

如今,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善良夫妻在五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

二零零七年,于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Channel[V]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二零零七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二零零七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那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二零零七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那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她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

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宇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俩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十一天以后,也就是二月六日,正好是大年三十,于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于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

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俩口再也无法相聚了。

于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十一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于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

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那也终于得知了丈夫于宙的死讯。即便许那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那把于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并要求为于宙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那参加。二零零八年年底,许那被判刑三年。

一直到今天,中共仍持续的对许那进行不同的迫害。在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九日,许那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至到二零二零年年底,许那依然下落不明。

这么多年过去了,于宙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

听众朋友,零八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于宙与许那这对璧人悲戚的故事,是不是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是于宙或是许那,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戚,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

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文章取材编写自明慧网:

以奥运为名的虐杀 难以忘却的二零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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