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一个笑话，其实故事中透露出的那种生活在恐惧之中的感受，却让人笑不出来。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产专制之下特有的人与人不能互相信任的“告密文化”。

2006年8月8日，上海东方航空公司资深飞行员袁胜，在飞往洛杉矶前给一个地勤人员讲《九评共产党》和退党潮时，被该人告密，险遭警察拘捕。由于300多位乘客已经登机，警察只好留话：回来再算账。袁胜为避免回国以后被中共迫害，不得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袁胜被迫出逃，源于被人告密。告密之风，不但在文革时代，就是在今天的大陆实际也很普遍。

2005年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一名年轻教师卢雪松，因在课堂上及课后与同学探讨历史文化问题，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告发，说其在课堂散布不利于党的言论，故而被学校停课。

据一位大学教师披露，他们学校在2005年下学期启用了学生特务制度，监督教师课堂言论。这种学生特务有个专用的称谓，叫做“信息员”。就是学校当局从学生 里面选调一些非常听话的学生，作为“入党积极份子”培养，安排到不同的院系，听各科老师的课，成为党掌控师生动态的耳目。

“告密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专制独裁。中共的“洗脑体系”和“整人机制”是“告密文化”形成的温床。通过“洗脑”，中共不仅剥夺对方辩护的机会，也把人洗脑成认为告密合理，告了别人，才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中共最大限度的丑化被害群体，煽动民众仇恨，操纵人们告密。但是，如果告密没有后效应，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告密者了。因此中共那一套邪恶的对被告之人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的 “整人机制”，就成了中共维持独裁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

中共过去是“政治挂帅”的赤裸裸的整人，现在是披上“法律”外衣的更流氓的整人。诸如 “颠覆国家政权罪”、“破坏法律实施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不一而足的罪名，大多数是用在因言论、 信仰获罪的无辜百姓身上。中共还会施小恩小惠来鼓励告密，告密造成的人人自危的恐惧，也会激发人去主动告密以免受牵连，更有一些人养成了喜欢看到他人被整的阴暗心理，而乐于告密。

每次中共运动的重要组成部份就是发动告密。就在人们说现在大陆言论多么自由，在饭桌上也能说说领导人的笑话时，人们却相当自律的去回避有关法轮功的话题。在敏感问题上，“言论自由”不存在了，因为人们都怕有人告密，给自己惹麻烦。中共搞的所谓的“群众路线”，其重要功用就是让老百姓互相揭发告密，使告密的气氛弥漫在整个社会中，造成人人自危，从而不敢越党的言论雷池半步。告密成为中共能够维持害人运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告密并不一定都是匿名的，当告密者有恃无恐的时候，他会公开告密。通常在中共的运动高潮时，被中共打击的对象不受任何法律的保障，他们的权利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时告密者们就会肆无忌惮。东航机长袁胜的被告密就是这样，它凸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酷背景。

可能有人会说，西方民主国家不也有投诉、举报吗？是。比如你家后院的草长得太高了还没割，或者是发现你虐待家庭成员，都会被人投诉或报警。可是却没人把民主社会的这种匿名“投诉”跟 “告密” 联想到一起。因为民主社会中民众举报的内容是为维持社会良性环境的，很正常的，并不夹杂害人的成份。而专制社会告密的内容大多是政治性的，同党的运动和言论钳制有关，最明显的就是同党的整人害人运动有关。在中共正在搞的运动中，比如，当年的六四开枪，现在的镇压法轮功，如果有谁言论同党不一致，就很容易遭人告发。更明显的是，正常社会中也不存在象共产党那样的一个动用国家机器、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整人机制。

事实上，同其它共产国家一样，经历各种运动的中国大陆人民，对于这种“告密文化”可谓是深恶痛绝。“告密文化”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解体了共产党，彻底破除了党文化，人心才可能恢复正常；人重新良心发现、重新认识伦理道德的价值，才能真正杜绝“告密文化”，社会也才能步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