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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消息

新闻时事(2015.8.9)

发表日期: 201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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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泰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内务部决定
-湖北省黄冈市1200余法轮功学员控告元凶江泽民
-“全社会还有不知道的吗?!”
-时事评论:纳粹集中营审判:服从命令即谋杀

泰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内务部决定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在诉江大潮中,八月四日,泰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和内务部拒绝曼谷法轮功学员注册“法轮大法学会”的决定,裁定该团体可以在泰国合法注册,并称该团体符合宪法。

泰国政府曾受中共严重干扰

十年前的二零零五年一月四日,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曼谷市政管理局申请注册“法轮大法学会”,申请文件随即转到泰国内务部地方行政部,于该年九月二十七日被以所谓的“影响泰中关系”等理由拒绝。法轮功学员向行政法院递交了诉状,二零零六年二月当地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内务部的裁决。此后,法轮功学员继续上诉,历经十年。

二零一五年八月四日,法轮功学员接泰国最高行政法院通知,并前往听取最终裁决。法庭上,内务部官员辩称,批准该学会将表明泰国支持法轮功,会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法轮功学员认为,地方法院拒绝法轮功注册申请的决定是受中共歪曲法轮功真相的影响;法轮功以“真、善、忍”为精神指导,是提高道德,有益身心健康的功法。

最高行政法院最终裁定,按照民事法典第82条(1),如果该学会遵守法律,没有破坏和平稳定及国家安全,允许注册。法院说,法轮功学会申请注册的理由是“促進法轮功学员的学炼和信息交流”,并没有任何政治或牟利,因此它不应该被看作是违背法律或威胁国家安全。

法院还说,这个群体是在泰国注册协会,与当地行政管理部称法轮功在中国被取缔、允许其注册会影响两国双边关系无关。

最后,最高行政法院裁定,法轮功可以在泰国合法注册,并撤销内务部和下级法院的决定。

“610”针对海外的破坏活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穿

江泽民集团主导的“610”组织遍布中国党政军公检法机构,包括中国驻海外使领馆。作为迫害的幕后黑手,“610”组织在海外也不时搞一些令人不齿的行为,干扰各国法轮功学员的正常生活和修炼。

例如,二零一二年五月,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市褒奖法轮大法日之后,中共特务冒充法轮大法学员向金斯敦政要发邮件,企图诋毁法轮大法。这些荒谬的邮件被转发给当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通过这一事件,当地法轮功学员进一步向当地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全面揭露中共如何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海外,以及中共在海外迫害法轮功的伎俩。金斯敦政府官员多次参加当地法轮大法举办的活动,表示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不会受到这样诋毁邮件的干扰。到二零一五年,金斯敦市已连续七年褒奖法轮大法日,颂扬真善忍原则。

又如,二零一五年五月,几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办公室向当地法轮大法学会举报,收到不同内容的恶意电子邮件。就此,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向渥太华警察局仇恨科报警,向相关政府部门报告备案,并发表声明,揭露中共特务的恶意行为,澄清事实。

法轮大法学会的声明邮件立即得到十几位议员办公室回应,议员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很了解,不相信之前的恶意邮件是法轮功学员写的。会向更多的同事揭露此事;并愿意帮助制止这种行为,警察或相关部门来调查,他们愿意配合取证,干这种坏事的中共特务应该受到惩罚。

再如,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晚六点,新西兰电视三台播报了一则新闻:正在中国访问的外交事务部长马锐•麦克卡利(Murray McCully)通过其办公室给所有议员和部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警告他们不要参加法轮功举办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因为那将触动中共使馆的“敏感神经”。麦克卡利本意是想发给国家党议员和部长,但却阴差阳错地发给了所有议员,因此电视三台获得了一个副本。

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大卫•希尔(David Shearer)对麦克卡利此举感到震惊,认为那是对新西兰政府部长们的威胁,在自由社会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湖北省黄冈市1200余法轮功学员控告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四日】(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自五月以来,全国各地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其中湖北省黄冈市已经有一千二百二十三位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检察院、法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要求“两高”追查并审判罪行累累的江泽民。仅上一周,七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三十一日,又有一百八十九人控告了江泽民。

江泽民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控制媒体诬陷、造谣、煽动中国人仇恨法轮功,普遍的对大法弟子实施判刑、劳教、遭受酷刑,使亿万大法弟子及其家人被卷入长达十六年的浩劫之中。现在,在湖北省黄冈市一千二百余法轮功学员的控告书中,每位法轮功学员都描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事实,和发生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遭受江泽民集团迫害的事实,这是最高检察院依法对江泽民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的确凿证据。

湖北省黄冈市龚菊生,男,现年七十五岁,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七日晚,刘河镇派出所警察和村干部,未出示任何证件,闯入他家,非法搜查,强行将学炼法轮功的书籍、器材和画像拿走,强行将他押到镇派出所捆绑、吊打。龚菊生在控告书中说:“(他们)用绳子把我绑在一大桌子上,全身脱光,几个警察用竹条、竹片狠狠抽打我,我遍体鳞伤,血流如注。随后,以不讲真相资料来源和不表态不炼功为借口,用绳索将我捆住吊起两米多高,又突然放下,摔在地上,连续多次,接着用竹片和棍棒猛打,打得我死去活来。最后休克了,人事不知。屁股已被打烂,每天坐在角钢上,不准动,身上衣服和肉粘在一起,使我痛不欲生。”

湖北省麻城市董传霞,四十七岁,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在北京被海淀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她在控告书中说:“在被所谓的审讯中,我被一男性警察毒打,被其电棍从椅子上电到地上,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恐惧、痛苦和无助,我被强大的电流电得在地上翻滚,这一恶警为了不让我滚动,竟然骑坐在我的身上,猛电我头部、颈部、手和全身,并扬言准备将电棍伸进我的衣服,情急之下,被我呼救制止,方才住手。那次,我头发被电焦,头皮和脖子皮肤大多被电红、电焦,并导致小便失禁。

每每陈述和回忆起那些尽管已过去十几年的事,心底的阴影和恐惧还总是挥之不去,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那些摧残,很难让人置信那些事情会发生在江泽民扬言的‘人权最好时期’,而且就发生在中华泱泱大国的首都北京。”

湖北省浠水县杨细阳,九十七岁,老人的儿子张新子老实、本份,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拘留近一年,劳教一年,判刑七年,受尽折磨、殴打、酷刑,至今仍未出狱,家里的经济来源断绝。她说:“我亲眼看到这些年来儿子修炼法轮大法后,从一个体弱多病、恶习缠身的人炼功后变成了一个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能为别人着想的好人,现在我已是风烛残年,人世的辛酸与苦难早已尝遍,唯一的愿望是儿孙过的安好,可是儿子没做坏事却无端被判刑,让我的精神支柱彻底崩塌,为此我已经哭瞎了双眼,但是我还是每天在门口盼啊盼啊,等啊等啊,一定要等到我那孝顺的儿子重归自由,回到我的身边;一定要等到迫害良善的恶人被绳之以法,遭到正义的审判。”

湖北省武穴市周光雄,七十五岁,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周光雄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三年。五月十日,由看守所送到武汉洪山分配站,十七日分到武汉汉阳琴断口十七监区十七中队,酷刑折磨,利用犯人把他右大腿摔脱节不能动,包夹犯人把他拖到医院,医生查看说:年纪太大了,不好接治,返回监室,疼痛使周光雄满身大汗,全身衣服和被絮都湿透了,受尽煎熬折磨十个月余。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周光雄被转到沙洋范家台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三个犯人两个警察五个包夹迫害大法弟子周光雄,用各种花招,有一次五人配合将周光雄扯到医院打,下毒药,一连三月,周光雄受到伤害,耳朵被牢头打聋,听不到一点声音,到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三日非法刑期满,才回家。


“全社会还有不知道的吗?!”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八月四日】〖山东来稿〗广场的石凳上坐着一位清瘦的老年男士,他见我朝他走去,顺手把放在石凳上的外衣拿向身边,微笑着礼貌地示意让我坐下。

坐下后,我直言不讳地问:“大哥,您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看看我,从领口掏出“法轮大法好”的大法护身符给我看。我笑着说:“原来您早就知道了啊!”他微笑着点了点头。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上班,他说:“在公安局当过副局长,现在退了。”我问他:“贵姓?”他说:“我坐不改名,站不改姓,我叫×××。”

聊了几句我就知道他是明白真相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问我:“有人给你们钱吗?”我笑着说:“你以为都象共产党那样,给钱就干,不给钱就不干呀?那叫行善吗?”

我讲给他:我学大法一身病好了,我还出过两次车祸,第一次被车撞出七米多远,轿车的车头都撞碎了可我平安无事。我公公大脑堵塞、小脑萎缩,患了痴呆症,住院治疗花钱也治不好。我丈夫去找医院的大夫,大夫说:“老人的病太重了,岁数也太大了(公公八十七岁),只能这样保守治疗了。”谁能想到教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认真的念,现在一切正常了,还找了个老伴过日子去了!我们家受益这么多,我如果不告诉别人真相,那我心里过不去。

我问他:“您在职的时候迫害过法轮功吗?”他说:“我是管治安的,管杀人放火的。”我问:“您是怎么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他一字一顿深沉地问:“全社会还有不知道的吗?!”我又问他:“全家人都三退了吗?”他说:“嗯,全家都退了!”

我深深的为他祝福,说:“如果现在公检法的人都能象您这样,将来天灭中共的时候,也没那么多不明白的人跟着遭殃了。我希望您能把真相告诉您所认识的所有公检法的朋友。”他点了点头。


参考资料:纳粹集中营审判:服从命令即谋杀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按:本文转载自“网易新闻”,作者为周峰。本文讨论的法律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那些参与迫害者都是有罪的,不能以“执行命令”推脱罪责。

近日,德国地方法院以谋杀共犯的罪名,判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曾于二战期间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记账员的Oscar Goening四年监禁。虽然作为记账员,奥斯卡并未直接杀人,但是按照德国刑法,谋杀共犯的罪名并不冤枉。

1947年,波兰开始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40个被告39人获刑,良心医生拒绝上级命令,被无罪释放。以此为代表,德国人开始反思纳粹罪行。

在纳粹德国战败后,同盟国组织了纽伦堡审判。因为该审判所针对的主要是纳粹德国的军政首脑,对中下级军官完全没有涉及,加之1947年前德国去纳粹化流于形式,所以德国人普遍认为,纳粹罪行只是国家与军队领导人的责任。而这架杀人机器上为数众多的“零件”,只是在单纯地执行命令,无需为罪行负责。

真正促使德国人对纳粹反思的,是对集中营惨状的揭露与对相关人员审判,这又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关人员的审判为代表。因为奥斯维辛为波兰领土,故1947年时,波兰在克拉科夫展开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人员的审判。审判共涉及40个被告,从集中营负责人到守卫乃至司机均有涉及。这40位被告有39名被判有罪,其中21人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审判中唯一被判无罪的是曾在集中营中担任医生一职的Hans Münch,因为他拒绝执行上级指派给他的犯人“甄别”的任务(在犯人下火车后决定哪些人应该被送入毒气室处死,符合处死标准的大都是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以及不愿意与孩子分开的母亲),所以最终法庭确认他与发生在集中营中的屠杀无关。据集中营幸存者Louis Micheels在审判中所说,集中营关闭前,Hans Münch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了他一把左轮手枪来帮助其逃跑。在美国作家Robert Jay Lifton的《纳粹医生》一书中,称Hans Münch认为“希波克拉底誓言远重于党卫军的命令”。

在波兰之后,德国也开始审判奥斯维辛相关人员。主审法官Fritz Bauer一直在战后致力于清算纳粹,曾联合以色列抓获纳粹刽子手,仿效波兰审判奥斯维辛人员。

在波兰之后,德国也于1963年开始审判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审判地点选在了联邦德国境内的法兰克福,主审法官为Fritz Bauer。二战后,他作为集中营幸存者一直试图清算纳粹,并将纳粹分子绳之以法。在1957年,了解到Adolf Eichmann(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负责人)藏身阿根廷的他,因为不信任德国具有审判纳粹的能力,将这一情报交给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正是通过Fritz Bauer的情报,摩萨德成功将Eichmann抓获,并判处其死刑。

Fritz Bauer于1963主持了法兰克福审判,审判对象同样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关人员。但波兰审判所根据的是国际法,特别是关于反人类罪的相关规定,以及《国际军事法庭章程》(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而法兰克福审判因为是在德国境内进行,所根据的则是联邦德国的法律。

法兰克福审判针对集中营中下层军官,审判原则很简单:服从上级命令即谋杀共犯。

法兰克福审判针对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22个中下层军官,多为党卫军与盖世太保成员,其在集中营中的工作为看管犯人,进行甄别与讯问等。审讯全程有359名证人被传唤到庭,其中包括210位集中营幸存者。

在审判中,所有被告人都辩称自己“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而且因为自己仅从事看管或者甄别犯人的工作,并没有亲手杀人,故而不能构成犯罪。法庭并没有网开一面。根据德国刑法第211条关于谋杀罪名的规定,法庭宣布,如果被告人是出于上级命令而杀人,或者虽然没有杀人,但是因为服从上级的命令,参与了集中营日常的管理运作的,即须承担谋杀共犯的罪名。

这样“服从上级命令也是犯罪”的原则,此后被用以指导类似审判。以1967-1968年汉诺威地方法院对纳粹德国时期瓦斯车队(瓦斯汽车即Gaswagen,发明于苏联,后被纳粹德国采用,犹太人被关进卡车后方的密闭空间,排气管被接进此空间中,使卡车在行进时能够自然而然地毒死后方的犹太人)领队的审判为例。法院判决中写到:“被告人以领队身份维护瓦斯汽车安全,虽然并没有独立策划对他人的谋杀行为,但仍然构成谋杀共犯。

德国刑法规定,管理人员如果出于自己的想法杀害犯人,即是谋杀。法兰克福审判22名被告均有罪。

法兰克福审判中,被告除了服从上级命令的犯罪外,一旦被证明在集中营中有“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杀人者”,则会一律被判谋杀。假设一名守卫并非因为命令,而是基于自己的想法将犯人打死,就可以认定其犯下谋杀罪行。比如Wilhelm Boger,在集中营发明了人称“伯格秋千”的酷刑道具,主动承担拷问任务并导致被拷问者被折磨致死,法庭即判处其谋杀罪名成立。

依照德国刑法关于谋杀罪名的上述界定,法兰克福审判的22名被告中有11人被判处谋杀罪成立,其中有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联邦德国最高刑罚),另外11人被判为谋杀共犯,入狱时间不等。

法兰克福审判引发德国社会对纳粹反思,西德总理因自身纳粹背景被扇耳光,自此“服从即有罪”原则被普遍接受。

法兰克福审判虽然涉及人数不多,但是影响巨大。媒体在1963年审判前后20个月的连续报道,使得德国大众尤其是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纳粹在海外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集中营中的罪行,并因此要求政府开展大规模清算。例如在1968年,著名的战后反纳粹人士Beate Klasfeld在基民盟大会上公开扇了西德总理Kurt Georg Kiesinger一个耳光,并要求其下台,原因是后者曾经在1933年加入纳粹党,而Klasfeld认为让一个曾经的纳粹党人当国家总理是“不可原谅”的。

此外,这次审判也为德国处理类似案件奠定了法律基础。“服从命令”与“未亲手杀人”不再是洗脱罪责的借口,“服从即有罪”原则得到普遍接受。日后德国针对此类杀人机器上的“螺丝钉”类被告的审判,均是基于这样的原则,而且“谋杀”或“谋杀共犯”也成为了此类被告无一例外的罪名。

1979年德国联邦法院规定,因种族原因杀人无追溯时效限制,自此德国对于纳粹罪行无视时间一追到底。

依照联邦德国法律,刑事案件的追溯时效不应超过20年,因为纳粹德国于1945年战败,1945年到1949年战胜国直接行使司法权又使得追溯时效中断,所以纳粹德国屠杀事件追溯时效本应于20年后的1969年底届满。而因为法兰克福审判,舆论开始就此对联邦议院施压。1979年,联邦议院对法律做出修改,规定“特别手段杀人”无追溯时效,其中包括连环杀人、满足特殊性癖好以及基于种族原因杀人。由此,德国开始了对纳粹罪犯的无限期追责。

91岁集中营守卫2011年获刑,成为高龄纳粹战犯审判里程碑,判决书称:有28000人死在索比布尔集中营,没有哪个守卫能置身谋杀之外。

2009年,前集中营看守John Demjanjuk受审成为了纳粹罪行无限期追责的里程碑式事件。当年,91岁的Demjanjuk被引渡至德国受审。法庭上Demjanjuk像以往的纳粹集中营工作者一样坚称自己“从未亲手杀人”,而且“连杀鸡都要交给妻子来做”,但法庭并不为所动。2011年,Demjanjuk作为谋杀共犯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判决中写到:“有28000人死在索比布尔集中营,没有哪个守卫能置身谋杀之外。”

这一案件的审理为更多纳粹大屠杀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先例。2013年,德国负责调查纳粹罪行的“中央办公室”(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 zur Aufklärung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Verbrechen)向检察机关提交了30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员资料,建议对其提起诉讼。

自Demjanjuk起,大部分集中营人员因为并未参与杀人,罪行较轻,且年事已高,因此获刑时间较短。如Demjanjuk,虽然法院判处其5年徒刑,但鉴于其年龄,故特准其不须入狱服刑。唯一的例外是2011年获罪的Heinrich Boere,因其直接参与对反抗军的屠杀,虽然受审判时已经90岁,他仍被判处终身监禁。